家庭应该是爱、欢乐和笑的殿堂（木村久一《早期教育和天才》）。关于家庭的名言警句有很多，透过这些名言我们感受最多的是家庭的和谐、安逸。然而，邪教组织利用一整套歪理邪说，诱惑痴迷者抛弃夫妻爱，无视骨肉情，制造了一幕幕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。特别是5.28山东招远血案后，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邪教的凶残，也引起人们对邪教犯罪家庭化问题的关注。笔者结合实际，具体分析邪教犯罪家庭化的特点。

一、 邪教犯罪家庭化的内在因素

（一）家庭成员互相影响。

一是夫妻影响。很多家庭开始只是夫妻一方信邪教，为维系家庭关系，夫妻双方互相影响。或者一方主动，一方被动，逐渐地达到双方共同信奉邪教。彭四民，男，生前家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。自担任法轮功组织“黄陂站站长”后，根据活动需要，他将其妻子刘晓莲带入法轮功，夫妻之间又多了一层“同修”关系。2002年4月1日彭四民终因肺结核病重不接受治疗而去世。2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刘晓莲也因同样的病情、同样不接受治疗情形而去世。这对“同修”夫妇抱着他们对法轮功的执着和虔诚，弃下两个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二是父母影响子女。父母信邪教，他们的言谈举止、态度等对子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好奇心强，可塑性大，善于模仿，他们在父母的影响下，相信邪教的歪理邪说，在其心灵中孕育下邪教的种子。如：重庆永川双石镇的彭世莲，自己的丈夫龙刚就是在自己的婆婆的劝导下，练上“法轮功”。自从练上了“功”，龙刚开始变了，生意不怎么管，每天就是练功、打坐。后来，龙刚因练功走火入魔拉着自己的孩子翻过护栏，跳下了安溪河。后来孩子被救上来，龙刚却死了。可怜龙刚死时只有31岁。

三是子女影响家庭。家庭中子女信邪教从很多案例上来看，都是由于个人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疾病，为寻找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一种治疗方式，听信了邪教鼓吹的“不打针、不吃药，再难治的病也能根治，练了能祛病保平安，能强身健体”欺骗性极强的歪理，不仅自己练，而且也不断影响家中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。如：山东招远邪教案主犯之一张帆，她在高中和大学时曾患抑郁症。大学毕业后，一度失去了人生方向，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，想自杀。2007年，张帆在无极县老家偶然捡到一本“全能神”书籍《神隐秘的作工》，而也正因为这本书，改变了自己和自己家庭。在张帆的游说下，其母陈秀娟、其父张立冬、妹妹张航及弟弟张某成为“全能神教”的成员。

 (二)家庭结构不完整。

一是父母的离异或分居。家庭的破裂，生活的孤单，往往给孩子的心灵造成深深的创伤。为寻找感情方面的慰藉，他们往往求助于外界。但由于其认知能力、辨别能力、自制能力不强，更容易被邪教组织所利用。

二是父或母一方离世。对于失去父或母的孩子来说，他们精神上痛苦，生活无保障，经济无来源，缺少足够的温暖。这样家庭的孩子往往情绪低落，产生多疑、孤僻、感情冷漠和玩世不恭等心理缺陷，很容易受到邪教的蛊惑，误入歧途。

二、 邪教犯罪家庭化的特征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对邪教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大，邪教违法犯罪呈现出“家庭化”的趋势。邪教组织通过亲友圈子，不断拉人入伙，形成一个个家庭式的邪教组织团伙，团伙成员多以家庭成员为主，制造和散布邪说更加方便，发展和控制成员更加稳固，呈现明显的团伙化和家庭化特征。邪教犯罪家庭化是当前面临的最危险、最复杂的犯罪现象之一，与其他犯罪相比，邪教犯罪家庭化具有如下特征。

（一）组织严密，内部人员等级分明。很多邪教组织被打击后，为逃避覆灭的命运，开始改变策略，积极吸收家庭成员加入邪教组织，其组织结构日趋严密，邪教家庭成员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各种聚会场所，活动更加诡秘。一方面，政治目的明确。积极对抗政府，且家庭组织内部等级分明，既有领导层，也有工作的具体落实者。另一方面，行动计划严密。家庭成员每次外出一般三五成群，打着家庭成员逛街或出游的幌子，“传福音”或拉人入教，其实他们早就制定出尽可能详尽的行动预案，对选定的地点、目标、防范手段等进行周密观察，在此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保证活动取得成功。

（二）明暗结合，潜在社会危害性大。家庭成员在邪教组织成功的精神控制下，对组织忠心耿耿、惟命是从。家庭组织活动秘密化、伪装化。为了实现犯罪目的，邪教组织家庭活动越来越秘密隐蔽，常常暗中进行，秘密筹划；有时打着商业活动的旗号，以合法形式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并进行非法的宣传，散布歪理邪说，这样既积累了资金，又壮大了组织，但是其预谋犯罪对社会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。

三、 邪教犯罪家庭化的预防

邪教犯罪受到伤害最深的是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，面对邪教犯罪家庭化的态势，为了使家庭及妇女和儿童免受邪教的侵害，必须结合邪教犯罪家庭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，加强对家庭邪教犯罪行为的防治，从而切实提高防邪成效。